传统中医的魔力催生了一个新兴的植物提取产业：一条从银杏、越橘等中草药到红酒、唇膏的另类产业链。
中国传统的中医在至少一千年前就发现了银杏对治疗人类呼吸系统疾病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效用，其能“入肺经，益肺气，定喘嗽，缩小便”（《本草纲目》）。现代药物学研究表明，这一落叶乔木的果实和叶子对心血管系统疾病亦有明显疗效。
在最近10年来，类似银杏、越橘、罗汉果、甘草之类的奇妙植物已经催生了一个新的产业：植物提取业。从中提取的有益成分不仅被临床医学广泛应用，而且还出现在红酒、沐浴液、唇膏、眼霜之类的食品和化妆品的成分说明书中。就银杏而言，它的提取物至今已达160多种，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药用植物权威泰勒博士称，银杏是“过去10年在欧洲出售的最重要的药用植物”。
这些化妆品里的“新面孔”也成为像资生堂(Shiseido)这样的公司吸引消费者注意的新营销口诀。该公司2004年在日本市场推出了多达24种的一系列化妆品和保健食品，这些以植物药为基础开发的产品被称做“中国风”，“融合了传统中药和西方科学”。而中国的云南白药公司推出的牙膏等个人护理用品中，更是以传统中草药的添加成分作为主要卖点。
促成这一新兴产业涌动的原因是，西方世界对中国中医学和植物药态度的转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替代药物部的数据显示，去年有将近一半的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尝试过草药、针灸等替代性医药。而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2007年全球植物药市场就达到了700亿美元规模，且保持着每年10%至20%的增长速度。
作为原料的最大提供国，植物药在全球的风靡带来了中国植物提取行业的繁荣，开展这一业务的公司已多达千余家。一些佼佼者逐步浮出了水面，它们往往在某种植物提取物领域独占鳌头，比如长沙康隆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越橘提取物供应商—意大利印第纳公司（Indena）此前一直是该市场的巨头；天津尖峰天然产物研究开发公司则在葡萄籽提取物市场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植物提取物行业毫无疑问是一个朝阳产业，”南开大学药学院副院长白钢告诉《环球企业家》，“其成本和资源优势显而易见。”
如今，这些在国际市场巨大需求的催生下冉冉升起的中国公司已经不再满足于扮演单纯的原料提供商角色，它们正试图利用过去多年积累的技术直接为顾客提供植物药、保健品等终端产品，跨入一个规模十倍于植物提取业的更庞大市场。
点“绿”成金
走进天津尖峰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厂，你可能会忍不住屏住呼吸。一股浓烈的葡萄发酵后的气味弥漫于整个厂房，几位戴着面罩的工人正在“精提区”将提炼出来的液体装进一个个白色的桶子里，它们被多次加工后将被制成葡萄多酚胶囊、嫩肤油或者各式各样的功能粉。不过，天津尖峰很少生产这些终端产品，其主要为安利（Amway）、雅芳（Avon）、雀巢（Nestle）等跨国公司提供原料，其80%以上的植物提取物销往海外，去年销售额为8000万元人民币。
这样规模的销售额对于其它行业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不过对于中国植物提取业来说已是一份堪称优秀的成绩单。中国有大大小小的植物提取物公司千余家，但真正值得一提的公司寥寥无几，这使得年销售额达到3亿元规模的公司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某一提取物领域内的老大。
1990年代中期，人们渐渐意识到化学合成产品潜在的副作用，并开始疯狂地追逐天然植物产品，一些添加了植物成份的保健食品在发达国家大受追捧。1994年，美国颁布《膳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DSHEA），正式认可植物提取物可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使用，植物提取业由此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疯狂席卷而来的植物提取物热，让一些嗅觉灵敏的中国人意识到了机会的存在。1995年，在兰州医学院任药学系副主任、中草药研究所副所长的李春华辞去教职，带着四处筹措的200万元启动资金创办了北京绿色金可。於洪建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在1999年离开天津中药厂后创办了天津尖峰。对行业颇有研究、对单一产品过分依赖和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些构成了中国植物提取物公司最初的特色。不过，类似北京绿色金可和天津尖峰这类先行者还是很快获得了丰厚回报，前者在越橘提取物市场一炮而红，而后者日渐成为葡萄籽提取物市场的佼佼者。
看上去，这真是一个大有前途的行业。全球著名的植物药、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厂商都对中国植物提取物充满兴趣，拜耳（Bayer）、安利、罗氏（Roche）、诺华（Novartis）、雅诗兰黛（Esteelauder）、阿斯麦(ASML)、帝斯曼(DSM)、罗门哈斯（Rohmhaas）等跨国巨头成了中国市场常见的买家。中国植物提取业正是在这些国际买家的推波助澜下兴起。2004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颁布《植物药研制指导原则》，欧盟也颁布了《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中国也在此前后试图从政策方面给予这一行业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风险投资开始蠢蠢欲动。“现在仍不断有风险投资想参与进来。”北京绿色金可常务副总经理田南卉告诉《环球企业家》，“这个行业什么都缺，但最不缺的就是钱。”
的确，这个新兴、有利可图的产业需要补足和规范的东西有很多。整个行业的骚动不安以及人们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造成了一种盲目的乐观，大量籍籍无名的公司纷纷加入到这场游戏当中，行业的混乱显而易见—1995年之前，中国植物提取物的出口额从未超过5000万美元，到2007年就达到了4.8亿美元；1995年前后，这一领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玩家，而今中国已有千余家植物提取物公司。但是，大多数公司更像是“贸易商”，它们无生产提取物能力，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其惯用手法为：从正规植物提取物公司那里拿到产品再转卖给保健品公司，从中赚取差价。
“这个行业基本上还处于一种‘三无’状态：无主管部门、无行业标准、无法律地位。”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刘张林告诉《环球企业家》。在他看来，中国植物提取物公司终究会改变目前这种原料供应商的角色，“行业的‘小而乱’是一个必须经历的初级阶段”。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也意味着，对任何后进入者和资本而言，成功的机会更大。
下一站
“这个市场的竞争简直可以用‘邪恶’来形容”。田南卉说。1990年代中期，银杏提取物利润丰厚，其原料市场价一度高达375美元/公斤。银杏提取物是北京绿色金可早期的拳头产品，其金可（Gingko）的英文名称就是从银杏（Ginkgo）演化而来。不过，随着数百家良莠不齐的同类公司以次充好、恶性竞争，这一市场的价格像过山车一般急速下滑。现在，银杏提取物已经跌至35美元/公斤的谷底，不及最初价格的1/10，大量产品单一的公司也因此而黯然出局。
事实上，只要嗅到有利可图的一种新的提取物市场，就会有很多公司一哄而上，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比如近些年在市场上畅销的提取物白藜芦醇，不仅有天津尖峰这样的传统提取物公司生产，新近涉足提取物领域的天津中新药业和扬子江药业等也在迅速跟进。这意味着，试图凭借一种提取物产品在市场上呼风唤雨已经不可能了，但悖论在于，同时涉足每一种提取物也不现实。一些曾经的领军企业如西安天诚、湖南宏生堂等逐渐退出这一市场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一家公司必须有核心的产品，但不能只有一种核心产品。”天津尖峰总经理於洪建说。对于这一行业的玩家而言，他必须保持足够的嗅觉，能够不断地从各色植物的果实和枝叶中发掘出下一种引领市场风潮的新产品。而在其它时候，他们不得不扮演“推销员”，在各种论坛和展会上销售这一新产品，以吸引全球买家。事实上，很多生意机会的确在这样的机会中促成。一次，在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会上，於洪建正进行一场有关白藜芦醇提取物的讲座，一位澳大利亚人路过会议室时发现於“讲得很专业”，会后双方一拍即合，就此成为合作伙伴。
好消息是，消费者目前对依托中国植物提取物而开发的产品兴趣日渐浓厚。美国FDA也改变了数十年来一直禁止此类产品上市销售的局面，于2007年底首次批准了一种植物药上市销售，这种名为PolyphenonE的药膏可用于治疗某种性病，其含有的活性成分就是绿茶。
不过，植物药在国际市场越来越受青睐的趋势并未令中国制造商们欢欣鼓舞多久。刘张林预计，在目前这个每年70亿美元的市场上，全球有60%以上的植物提取物都由中国提供，但未来的成长空间有限。中国的植物提取业急需延长产业链，向植物药、保健品这类终端产品靠拢，从植物提取物原料供应商向成品制造商身份转变。
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艰难的重整过程。迄今为止，鲜有植物提取物公司在终端产品方面尝到甜头。北京绿色金可在6年前推出过一种名为“晶晶亮”的保健品，该产品由越橘提取物加工而成，具有改善眼部微循环的功效，结果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该公司很快终止了终端产品的研制。天津尖峰如今能够生产嫩肤油、葡萄多酚胶囊等终端产品，不过这些产品在去年仅为天津尖峰贡献100万元的销售收入。缺乏品牌影响力和日用消费品类的营销功底是这些试图转型的公司的普遍软肋。
在行业观察人士看来，中国植物提取物企业未来的出路就是，必须涉足终端产品制造，并先在中国本土市场攫取一席之地。目前中国80%以上的植物提取物都出口到了海外，而本土市场开发不足，比如在保健品领域，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美国人现在对待保健品的态度就像喜爱汉堡包一样，中国人也会有这一天。但在此之前，必须解决行业的混乱问题，当务之急是成立一个行业协会或行业联盟，共同接单、共同做大。”植物提取业专家、南开大学药学院副院长白钢说。